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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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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济生（中）、廖秦平（左）、吕涛（右）一家三代妇产科医生在一起看护婴儿    （资料图片）

 

　　记者 刘喜梅 实习生 韩毅 张帅康

　　如果说电影界有奥斯卡金像奖、音乐领域有格莱美奖，那么在妇产科领域中，“林巧稚杯”奖就意味着最高荣誉。现在，两个“林巧稚杯”奖杯，正静静伫立在同一个家庭的橱窗中。

　　两个奖杯的获奖者分别为秦济生医生和廖秦平医生。她们，是一对母女，也是10月11日，中宣部指导面向全球推送的英文纪录片《接力》的两位主角。《接力》的另一位主角，是吕涛医生，她是廖秦平的女儿，秦济生的外孙女。

　　跨越近70年的医生家庭时光，连接祖孙三代的除了血缘，还有志向。她们毕业于同一所院校，选择了相同的专业——妇产科。其中，秦济生于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从此扎根内蒙古边疆30年，在她退休时，内蒙古当地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0世纪50年代的1/17，因此秦济生获得了“林巧稚杯”奖；廖秦平则在1977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后来成为国内妇科恶性肿瘤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并获得了第五届“林巧稚杯”奖；1984年出生的吕涛，在200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致力于妇科肿瘤的预防和早筛，并作为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藏医师之一，为改善现代西藏女性生活质量增添活力源。

　　同一院校，同一学科，她们用真真切切的人生经历写下了一首关于国内妇产学科发展的生命长诗。

　　“我”的母亲

　　在廖秦平的印象中，母亲秦济生一直是忙碌的。小时候她还不懂得医生值夜班的辛苦时，曾希望妈妈可以经常上夜班。因为这样，白天就可以和母亲多待一会儿了。

　　到了自己这一代，妇产科忙碌依旧。在吕涛医生的成长阶段，姥姥秦济生就更多地承担了陪伴的角色，和她分享了许多支援边疆时和当地老百姓发生的暖心故事，也在吕涛心中埋下了“做一名好医生”的种子。

　　“先做人，再做学问。”这是廖秦平对女儿的最大期许。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是廖秦平从母亲秦济生身上受到的感触最深的影响。在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吕涛慢慢体会了这句话的分量。

　　“在面临很多选择的十字路口，你看不清楚眼前的利益和得失的时候，就去问问自己，这是不是对社会、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是的话，你就暂时不要管眼前的得失和评价对错，就是去做。”吕涛表示。

　　“一个职业能够延续下来好几代，一定是她的上一代在这个行业中做得很优秀，以至于她从心底里对这个职业产生崇敬。”廖秦平如是说。

　　作为三代中的中间一代，女儿和母亲双重身份让廖秦平对选择妇产科这条路有着更深的思考。对于女儿的保护和选择妇产科之间本就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无论是她的母亲秦济生当年对自己的劝阻，还是自己对女儿吕涛的告诫，都是因为母亲深知妇产科的辛劳忙碌，希望女儿可以避开妇产科这个选项。而最终，后两代人的选择都与母亲的初衷相悖，走上了妇产科的道路。

　　现在，秦济生医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吕涛和母亲正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中并肩作战。她们会一起讨论病例、沟通心事，母亲也成为吕涛口中的“神交”。“我们一起做手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长了4只手。当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帮手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已经伸过来了。”吕涛说。

　　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底色

　　时间的底色在三代妇产科人的身上描绘得淋漓尽致。她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却又因为同一个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妇产科医生干的是救命的“活儿”。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孕产妇的围产死亡率非常高，在边疆地区更是如此，大多数女性只能在家分娩，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助产士，更没有专业的医生，产妇的性命往往是听天由命。当吕涛小时候问姥姥当年为什么要选择妇产科的时候，秦济生回答道：“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的女性太可怜了，总要有人为她们做点什么。”

　　到了廖秦平的时代，社会发展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孕产妇围产死亡率已飞速下降，生育死亡已不是妇产科最突出的矛盾，同时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是各种肿瘤等疑难杂症，这也成为廖秦平选择妇科肿瘤方向的原因。

　　以宫颈癌为例，十多年前，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占世界总量的1/3。但随着我国大力推广“两癌”筛查，以及HPV疫苗不断普及，其发病占比已经降到了现在的16%。然而，同为三大妇科肿瘤之一的子宫内膜癌，公众知晓率就要低得多了。据廖秦平介绍，子宫内膜癌已经逐渐成为威力不亚于宫颈癌的女性“杀手”，约占女性恶性生殖道肿瘤的20%-30%，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社会发展的程度有关。如果说宫颈癌是因为经济落后导致的疾病，那么子宫内膜癌就是“现代病”。

　　“早发现、早治疗以及有效预防”是癌症治疗的关键。但因为社会重视程度不够，子宫内膜癌的筛查率还较低，也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早期治疗的机会。作为国内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廖秦平致力于子宫内膜癌研究已经20年时间，其筛查技术也从原来的刮宫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细胞采集技术，大大减轻了女性在检查时的痛苦。在廖秦平一代妇产科医生的努力下，目前内膜癌的细胞学筛查技术发展已比较成熟，医生取材的样本满意度高，且操作简单、安全、无痛，在门诊即可完成。

　　子宫内膜癌的筛查难点在于人工识别癌变样本非常困难，而将筛查系统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将大大提高子宫内膜癌筛查的普及度。老当益壮，探索子宫内膜癌的AI筛查系统，是廖秦平现在正在努力的事业。

　　同时，廖秦平率先在国内开展妇科感染领域相关科研工作，提出“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并于2011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妇产科门诊当中，有一半患者是因为妇科感染问题，每年有将近三四亿人次的就诊，数量非常庞大。而“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就是通过分析女性分泌物菌群状况，来准确判断患者是霉菌感染还是滴虫感染等一系列感染问题，从而让患者有针对性地使用药物，一个疗程解决问题。做到准确治疗，从根本上改变了从前仅凭经验判断用药的治疗模式。

　　吕涛表示，“我母亲她们这一代人，是很不容易‘停’下来的。当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执着地去做一件事情，并且认为这件事有意义的时候，她就会不断有学习的精神和干劲。”60多岁的廖秦平直到现在，不仅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带动各种新技术的发展，还坚持每周两次门诊。她希望治愈更多患者，也希望通过和来自不同地方的患者直接接触，了解全国各地的妇产科发展情况。

　　是继承，更是传承

　　2016年，吕涛医生作为北京市属医院第二批“组团式”援藏队中的一员，远赴西藏对点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抵达拉萨后吕涛发现，医院里虽然器械齐全，但是当地的医生还很难独立进行在众多省份已经很常见的妇科腔镜手术。

　　“不能进行腔镜微创手术，就意味着患上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疾病需要手术的患者，只能进行开腹手术。而开腹手术，不管是手术花费、风险还是术后并发症，对患者而言都是更大的负担。”于是吕涛带队开展了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第一台妇科腔镜微创手术，并以每个手术日3~4台手术的频率手把手地带教当地医生，使得腔镜手术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医生可以独立完成的常规手术。

　　而在廖秦平的印象中，女儿援藏期间的成长不仅仅在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人文情怀的修炼。她清晰地记得，吕涛刚抵达拉萨不久，就向母亲求助为一复杂病例做手术指导。了解病情之后，廖秦平建议先处理患者的其他问题，过一段时间等患者病情稳定再进行手术。

　　“可是妈妈，虽然从医疗的角度现在进行手术难度和风险都更大，但如果现在不能立即为患者进行手术，也许患者这辈子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您不知道，因为地域广阔，西藏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拉萨和日喀则，牧民们来拉萨看一次病就像举家搬迁一样，如果让他们先回去，可能他们就再没有机会来拉萨就医了。”至今，廖秦平都清晰地记得女儿的那次求助，也是这次求助让廖秦平感觉到，原本娇生惯养的女儿，已经不自觉地把家族中从外婆时代就在提倡的仁心仁术思想传承到了第三代。

　　援藏的那一年，吕涛在历练自身的同时，也助力并见证了拉萨市人民医院从一家二级医院提升成为三级甲等医院。从此，以吕涛为纽带，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妇产科和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也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她和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生一起，还将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学科带头人带到全国的学会平台中，并且给他们在大会发言讲课的机会，去讲述西藏当地的医疗现状和故事，不断增进拉萨和内地医生们的交流互动，相互提升。

　　回京后的4年间，吕涛还会定期回到西藏，并且对拉萨的学生保持着线上远程指导。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实操问题，不论是技术上、还是心理上，吕涛都会竭尽所能帮他们分析解惑。不仅如此，为支持吕涛援藏，60多岁的廖秦平带领科室团队一起深入西藏，拖着氧气瓶为当地的医生们进行肿瘤治疗、子宫内膜癌的筛查等方面的讲座。

　　如英文纪录片《接力》所讲述的一样，从秦济生到廖秦平、吕涛，是一个家庭三代人近70年的从医故事，现在这个故事仍在现实中继续讲述。跨越世纪的时间长河，在同一片疆土之上，人和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不论是秦济生、廖秦平、还是吕涛，她们坚守的“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人生信条，以及“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能治病救人的好医生”的初心都没有变。并且，因为时间年轮的沉淀，她们的目标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