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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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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 田为

　　和妈妈廖秦平、姥姥秦济生一样，吕涛也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如今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任职。实际上，这祖孙三代的人生轨迹有多处重合：三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秦济生和廖秦平读书时叫北京医学院），都去过偏远地区进行医学支援。 但3人的相似之中又有不同：秦济生时代的妇产科注重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廖秦平主攻妇科肿瘤的治疗，吕涛则倾向于肿瘤的早筛早诊及以改善生活质量为主的盆底疾病。从这些不同中，可以一窥我国妇产科发展的时代脉络。

三人合影，廖秦平（左）、吕涛（右）站在坐着的秦济生身后 图源/清华长庚医院，下同

 

　　姥姥围着生孩子转，妈妈搞肿瘤

　　秦济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正规医生。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她选择成为妇产科医生，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女性太可怜了，总要有人为她们做点什么”。

　　四五十年代，我国的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薄弱，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为响应国家的支边号召，1958年，秦济生和丈夫举家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待就是30年。

　　当时的内蒙古缺医少药，老百姓看病多靠“土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建立农村卫生院，秦济生刚上班2个月，就被派到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的公社建立卫生院。

　　她的另一个任务是出诊。农牧民老乡经常半夜叫她出诊，因为交通不便，来时还会牵着马，以便接医生。秦济生赶过夜路、坐过牛车、走过山路，甚至顶着狂风去农牧民老乡家里接生。

　　当时的卫生习惯差，妇女生孩子时甚至连布和纸都没有，只能在炕上铺一层沙子。廖秦平记得，“母亲接生过的一个孩子就被取名为‘沙沙’”。

图为秦济生（左）

　　四五十年代，我国孕产妇的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到了2019年，我国孕产妇的死亡率已经降至18.3/10万，婴儿的死亡率也降至6.1‰。

　　“我妈是搞围产的，那时候搞产科就是救命的，但到了我这一代，围产死亡率不断下降，肿瘤疾病开始显现，所以我的主攻方向是肿瘤，后来做的炎症和性功能障碍方面的问题，也是门诊就诊病人最多的一类疾病。”廖秦平说。

　　1977年，时年21岁的廖秦平考取了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她留校当了一年的学生辅导员，随后获得了前往北大医院任选专业的资格。

　　尽管当时盛行“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她还是选了妇产科，“一是我母亲就是妇产科医生，虽然她工作很忙，家里的事都是我爸在做，但你能感受到职业带给她的成就感和认同感，和别人对她那种由心而生的尊敬。”

　　其次，廖秦平在实习时亲眼见过，一名农村妇女被诊断为癌症，但听医生说完治疗费用需一两千元后，她的丈夫扭头就走，“当时我们冲上去问他为什么，那个看上去淳朴的农村汉子说，家里实在没钱给她治病，房子卖了也不够。而且，我花几百块就能再娶个媳妇。”“我当时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女性非常不受重视、地位很低，真的很悲哀！”廖秦平说。

　　从此，她在妇产科的领域里辛苦耕耘，一干就是39年，且成果斐然。她率先在国内组织开展子宫内膜细胞学筛查子宫内膜癌的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子宫内膜细胞学筛查体系，并摸索出了适宜的筛查策略及临床处理建议。

　　她率先建立起阴道微生态临床检测中心，对女性阴道微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有效地指导和规范了各种阴道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断和个性化治疗。

获得第五届“林巧稚杯”奖的廖秦平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细菌性阴道病（BV）、外阴阴道念珠菌病（VVC）、宫内感染、感染性早产等妇产科感染性疾病，以廖秦平为学术带头人的感染专业组发表了明显早于国内同领域其他研究项目的、针对细菌性阴道病诊断的研究结论。

　　2002年9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感染疾病协作组正式成立，廖秦平担任组长，并制定出《外阴阴道念珠菌病诊治规范（草案）》，对全国外阴阴道念珠的诊治起到了引领作用。

 

　　医者对患者的仁心，会一直传承下去

　　廖秦平一直记得母亲对患者的那种奉献精神，“医生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晚上经常有人敲着我们家窗户喊，‘秦大夫，有孩子要接生’，我妈妈急急忙忙就跟着去”。

　　她也一直秉承医者对患者的仁心，希望能为社会、为病人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让她惊喜的是，因为2016-2017年的援藏经历，女儿吕涛的心境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次，身处拉萨的吕涛打电话向廖秦平咨询一个疑难的手术问题。

　　“我建议她等等再做手术，这样的话，手术的难度会减少很多，”廖秦平回忆道，“但吕涛还是坚持把手术给做了，因为患者非常不容易，一家老小从边远地方到拉萨求医，如果往后拖，患者可能会失去这辈子唯一的治疗机会。”

　　“我当时就觉得，这孩子去了西藏之后，对社会的了解，对病人的理解更好了。对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边远经济不太发达地区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其实是大城市长大的这一代年轻医生缺乏的一些东西。”廖秦平说。

由当地医生主导的腹腔镜手术。在她们需要的时候，吕涛（黑框眼镜）就站在背后

　　吕涛深有同感。80后的她，实际赶上了一个医患关系逐渐扭曲的年代，工作中常带有感伤。在西藏支援的一年，则让她的心灵受到很大触动。

　　她带领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团队开创了多个第一例：第一例宫腔镜子宫黏膜下肌瘤电切手术、第一例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手术、第一例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手术、第一例下生殖道畸形矫正手术、第一例使用网片的盆底重建手术治疗盆腔脏器脱垂、第一例使用吊带的尿道中段悬吊术治疗女性压力型尿失禁……

　　在西藏，每一分的付出，每一次不遗余力的抢救，甚至每一次普通的查房，都为她收获了藏族同胞对医生的信赖和崇敬，“有时候和同事出去喝茶，结账的时候发现账已经被人结了，还会听到很多人感谢医生救了他家人的命”。

被患者献上哈达感谢的吕涛

　　这次援藏也加深了吕涛和姥姥秦济生之间的关系。“其实姥姥跟我之间已经没有医生的交集了，她退休后在家带我，但当我援藏的那一年，中间回来的时候跟姥姥交流过，姥姥给了我一些指点，”吕涛很感慨，“我发现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技术、知识不断更新换代，但做医生的道理，跟姥姥当年是一样的。”

　　她认为，由于身处环境的变化，不同时代的人的思想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像我妈妈，她其实不是简单的我姥姥的继承者，她实际上是传承者，她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结合她那一代人的需求，达到了她那一代人的顶峰”。

　　“到了我们这一代，如何提高癌症的早筛和早诊，包括如何通过盆底治疗等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变得更重要。我虽然达不到顶峰，但我会结合我们这一代人的需求，把姥姥和妈妈的精神传承下去。”吕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