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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界》采访我院临床药学科胡永芳主任医师:药师“华丽”转身背后急需政策“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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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4-22

  明确药事服务项目、建立药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发展临床药学这些坎得过!

  孟慧杰走路很快,平均每分钟150步,按照每步80厘米来算,这位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工作了5年的药师,每天都以120米/分钟的速度穿梭在医院的住院病房、门诊及临床药师办公室之间,有时甚至更快。

  在很多患者的眼中,医院药师就是那些在门诊药房叫号发药的人,每天做着重复基础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正在临床诊疗中主动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鲜为人知的药学查房

  每天早上八点之前,在医院门诊楼负一层的临床药学科办公室准能看到孟慧杰的身影。准备好工具书、笔记本以及基本资料后,孟慧杰就会穿上白衣赶往她所轮值的泌尿外科病房,准时参加八点钟的早交办和查房。

  “这个患者在用依替米星,应该是细菌耐药或者过敏患者,一会儿去看看她。”刚刚参与完科主任查房的孟慧杰径直走到护士站,开始审核病区患者的医嘱。

  不同于临床医生的日常查房,临床药师还要进行药学查房。“药学查房不像科主任早查房一样一个小组全部出动,一般来说只是药师一个人去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遇到特殊的患者,有时会有医生、护士陪同一起查房。”孟慧杰向健康界介绍说。

  这个一眼就被孟慧杰“盯上”的患者,是一位因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导致肾积水来治疗的中年女性。该患者病历中记载其对青霉素、头孢一代、喹诺酮类抗菌素都过敏,因而医生选择了依替米星注射液进行术后抗炎治疗。“依替米星这种氨基糖苷类药物会对使用者的肾功能和听力造成一定影响,使用者肾功能本身就不好,这时应避免使用这些药物,如果使用,就要特别注意,而且要密切监测。”孟慧杰解释说。

  在清华长庚医院的泌尿外科,收治的多是疑难泌尿系统疾病患者,因而每个患者的用药都有很强的不可复制性,需要再三斟酌。像这样多种抗菌药过敏的情况在临床中不是特别多见,这个时需要药师对患者进行药学查房,去了解一下她使用依替米星后是否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同时也要和专科医生沟通是否更换用药方案。

  参与查房、在病房中审核医嘱,这只是像孟慧杰一样的临床药师每天工作的一部分,其余时间他们还要做一些合理用药评价工作,比如抗菌药物评价、处方点评等。

  此外,近些年药师转型迫在眉睫,出药师咨询门诊也是孟慧杰每周的必要工作。

  形势倒逼药师转型

  2017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取消药品加成,这让医院药剂科从“创收部门”变成了“负担部门”,也倒逼药剂师主动出击,在临床诊疗环节中凸显自己的作用。

  3个月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提出转变药学服务模式。要求推进药学服务从“以药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从“以保障药品供应为中心”转变为“在保障药品供应的基础上,以重点加强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参与临床用药为中心”。以促进药学工作更加贴近临床,努力提供优质、安全、人性化的药学专业技术服务。

  医院药师再也不仅是从门诊药房窗口中伸出的一双双手,而是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以一种新的形象与服务模式改变大众的认知。他们出现的地方更多了:药师独立收费的门诊、药物咨询窗口、咨询室等等。

  “药品零加成带来了药师成本问题,这是医院院长和其他管理者肯定要考虑的事情。”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胡永芳告诉健康界,药品从进入医院到保存、出库,都需要人力成本和库房等硬件设施配备支持,还有一些特殊药品的保管需要冷链等特殊条件,药品零加成施行后,在一些不大的医院已经开始了精打细算削减这方面的人力投入,所以作为医院的药师,不能像以前一样固步自封,而是要寻找路径,创造自己的价值。

  “现在临床常见的MTM模式(即药物治疗管理),从患者入院的药物重整到手术期的用药评估以及术后的用药指导,在这个过程中,药师是可以做一些服务,产生价值的。”胡永芳说。但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医疗结构都缺少一个标准,以衡量通过药师的这种MTM服务,给患者带来了什么,给医疗机构节约了多少成本,节省了多少医疗资源。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了这种评价标准,但我国还有些滞后。

  事实上,制约我国医院药师队伍发展的远不止这一标准的缺失。

  政策脱节待完善

  清华长庚医院还有一个肝胆多学科联合门诊,每次科室护士邀请胡永芳去会诊时都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对工作一向负责的胡永芳参与会诊时总是会认真分析患者的用药方案,搭上不少时间、精力,但却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条目,科室无法给胡永芳提供相关的补助。

  按照我国《处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才可取得相应的处方权。而在医院药师的培养体系中,并没有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要求,这就导致医院药师在看诊过程中无法获得任何处方权。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无法合理评估医院药师提供药事服务的价值。对于我国绝大部分出联合门诊的药师来说,出诊产生的工作量并不能得到量化。

  而在西方国家,药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处方权。美国药剂师能通过医生授权独立开具处方,年收入最高可达15万美元以上。加拿大是限定模式,药师可以开具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的处方。英国则采取目录模式,药师可以直接开具在目录中的药物。

  “要让这个行业持续发展,除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外,也需要利好政策等来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去做这件事情。”胡永芳表示。

  不久前,央视新闻也报道了医疗机构将启动药事服务费试点工作,每张处方拟收取4元的药事服务费,一时引发热议。

  对于药事服务的收费,一些地区早就做了探索。

  早在2012年,重庆市就在全国率先实施药事服务费,但随即被叫停。2017年9月1日,福建省三明市增设药事服务费并明确收费标准:门诊药事服务费为每人次10元,中药饮片调剂药事服务费为每人次30元,由统筹基金全额承担。

  但也有业内人士提出,目前我国设立药事服务费机制,还有明确药事服务的具体项目、规范收费标准、建立药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等几个槛要过,任重道远。

  面对政策尚待完善、临床缺口较大等“内忧外患”的情况,临床药师未来何去何从?

  未来如何发展

  说起发展,除了医药领域都在不遗余力地呼吁药师立法外,夯实自身基础与临床医生配合形成发展合力同样重要。从临床药师的角度来讲,“打铁还要自身硬”,要不断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与临床医生形成合力更好地为患者提供药事服务。

  胡永芳举例说,心内科的医生只要对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这些科室内常见病的药物非常熟悉,但是作为药师要搞清楚的是全院几十个科室的用药以及一些学科交叉用药。所以当一些新指南出现的时候,药师们就要赶紧学习,增加知识储备,多和专科医生沟通,了解其用药的初衷,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另外,从医院、政策层面上还要给药师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怀、帮助。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医院里,一般都会很人性化地设一个化疗药房,用于保存化疗药物,最大程度减少因化疗药物暴露对接触人员造成的损伤。目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也设立了这样的化疗药房,统一管理化疗药物,并且会定期轮换药房工作人员,这种“人文调剂”也得到了药师们的肯定。

  总体而言,临床药学在我国还处于相对基础的阶段,要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出台配套的政策法规推动学科的良性发展,满足患者对于药学服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