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倩，博士、主任医师、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助理，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肝胆胰外科执行主任。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教授，从事肝胆胰外科及肝脏移植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25年。主要工作及研究领域为精准肝脏外科、肝脏移植、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在复杂肝胆肿瘤、终末期肝病的外科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基础研究能力。长期的外科临床锻炼，培养了精湛的外科手术技能，在肝脏外科、血管外科、移植外科方面尤为突出。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先后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2项，以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面上和青年项目6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卫生部行业重大专项1项，重庆市科技攻关重点研究1项。在国内外医学核心期刊发表论著50余篇。
主要学术兼职：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兼总干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肝脏移植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获取与分配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胆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北京医师协会器官移植专科医师分会副会长，《iLiver》助理主编，《中华消化外科杂志》编委等。于2016年末入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采访实录
采访人：当年是什么原因或者机缘巧合，让您选择入职这家刚刚成立的医院？
卢倩：我是2016年从军队转业，之前在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2016年底正式开始在清华长庚医院工作。我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我的老师董家鸿院士。我本硕连读时，董家鸿院士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不仅引导我进入肝胆外科领域，更是我职业生涯和人生的导师。2016年转业时，清华长庚医院开业虽然只有两年多，但发展很迅速，学科建设急需人手。导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当时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就毅然决定跟随老师来到北京。
采访人：刚刚来到一家新医院，您如何应对全新的挑战？
卢倩：清华长庚医院作为清华大学的附属医院，最初的时候临床医学基础相对薄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医院的医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医疗体系，各自带有不同的文化烙印。这种差异也恰恰是新医院的活力所在，能看到各种性格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同事，很有新鲜感。
在工作过程中，由于不同医院的传统和规则各异，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建设学科、解决疑难病例以及为患者提供多学科诊疗（MDT）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会出现分歧，但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会逐渐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就像不同的水流最终汇聚成一条大河。
采访人：您所提到的“融合”如何体现在具体的救治过程中？
卢倩：我们科室的患者都需要多学科合作进行救治。以器官移植为例，我们从儿童肝移植开始，这本身就具有较大的挑战。尤其是获得肝脏移植资质后的第一批患者，情况极为特殊。这批患者中有5个小朋友，其中4个是半岁以内的婴儿，都因为确诊胆道闭锁需要接受亲体肝移植，也就是由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捐献一小部分肝脏，让他们重获新生。
虽然小儿亲体肝移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但对于年轻的清华长庚医院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从麻醉、护理、重症，到相关的辅助检查平台，如检验科和影像科等，都面临着诸多考验。一些特殊检验项目、影像检查、病理检查特殊时效要求等，都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更何况面对这么多小朋友，尤其是半岁以内病情危重的婴儿。全院同事在积极参与的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紧张和焦虑。
但我们的医生无论来自哪个医疗体系，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以患者的安全和利益为出发点，敢于迎难而上。比如面对这些小患者，尤其是低体重的婴儿，进行重症护理和麻醉时，从气管插管到动静脉血管穿刺、留置导管，都与成年人完全不同难度极大。我们这个由不同科室医生组成的MDT团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挑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为了确保手术成功，我们五六十人反复在简报室组织讨论，学科带头人们围坐在中间的大会议桌旁，后面密密麻麻坐着年轻大夫。大家反复推演讨论，力求制订出完美无缺的手术方案。最终，我们在一周内顺利完成了所有手术，小朋友们和他们的父母都顺利出院，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局。
采访人：请您分享一个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工作过程中非常关键的时刻。
卢倩：在清华长庚医院工作的每一个时间点都至关重要。我2016年来医院时，医院还没有器官移植资质。要获得资质，首先要具备器官捐献的能力。当时负责器官捐献工作的是韩东冬大夫。在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间，在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器官捐献工作达到了标准，然后我们开始申报资质。
在申报过程中，我们组织了各种材料，迎接检查，由董家鸿院士亲自进行汇报。评审组给予了我们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致通过。当评审结束，把专家组送走后，韩东冬大夫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而当终于获批器官移植资质时，我发了朋友圈纪念，引用了毛主席的著名诗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因为肝脏移植工作的顺利、快速发展，2019年我们医院又获批了其他实体器官移植资质，包括肾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小肠移植和胰腺移植等。像我们这样拥有全实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单位，在我国为数不多，在北京更是第一家。
采访人：您经常到偏远地区去做公益，是源于怎样的初心？
卢倩：最初，我们前往的艰苦地区，主要是高海拔地区，如青海的牧区，包括西藏部分地区。这一切都源于包虫病。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需要用到肝脏移植手术技术，如自体肝移植，将整个病肝取出，在体外切除病灶，吻合血管后再植回体内。我们感到这个疾病的可怕，也意识到它在牧区的危害可能更为严重。
后来，我们在青海省西宁市听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现任院长樊海宁教授关于青海省包虫病防治的讲座，看到他展示的照片，照片上有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他们都面黄肌瘦，皮肤和眼睛都呈现出黄疸的颜色。樊海宁教授介绍说这些照片是他们在筛查时拍摄的，并且很多人在后续的筛查中已经不在人世。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于是，我们决定前往这些高发地区去了解情况。
我们首先去了青海省的果洛州和玉树州。2016年我们刚去时，当地的州医院虽然在当地算是条件最好的医院，但也只有一个单体楼，手术间只有3间，其中一间可做开腹手术，一间做眼科手术，另一间基本只用做储藏设备。
有一年我们在州医院给当地群众讲解包虫病知识，专门制作了藏汉双语的PPT。由于牧区群众居住分散，且居住地距离州医院很远，那次宣教一直等到晚上六点多，才开始，直到十点左右才结束董院士亲自给群众们讲解防病治病的科普知识。这次宣讲活动的整个组织过程非常艰难，我们看到了基层干部的巨大付出，也看到了疫区群众渴望得到帮助的眼神，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要经常到这些地区去做公益的决心。我们不仅要在当地医院开展手术，还要参与当地的传染病攻坚行动。
采访人：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哪次的救治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卢倩：我想分享一个我们在肝移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例特殊的救治经历。这个患者是一个17岁的大男孩，患有先天性肝脏门静脉发育不良。他来医院时，不仅存在严重的门静脉高压，还因为门脉高压继发引起了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功能不全，也就是心脏也出现了问题。而且肝脏本来是良性疾病，但在长期的肝病进展过程中，肝脏新长出了一个大的占位病灶。虽然穿刺证明是良性的，但细胞已经出现了轻度异型性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
这个孩子之前已经去过其他肝脏移植中心咨询过，但都因为心脏问题被劝退，因为他的肺动脉压力已经接近外周血压，按照肝脏移植指南，这是绝对的禁忌，他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但是，我们的多学科团队在董家鸿院士的组织下，进行了不下5次的反复论证和调整。这个多学科团队包括儿外科、以及心脏外科、麻醉科、移植监护中心、心脏监护中心等相关科室的主任。
手术当天，手术室里集齐了我们相关科室的所有主任。手术开始时，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然而，当新肝脏移植上去，血流开放后，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压力爆表，反超体循环的压力，且差距约拉越大。体循环血压开始进行性下降，药物已经无法维持。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们的ECMO团队迅速启动，在手术台上给孩子做了紧急的ECMO植入，肺动脉压也很快下降，外周血压回升，孩子转危为安。回到监护室后，我们的多学科团队继续对孩子进行联合照护，每天根据前一天的病情变化制定当天的诊疗计划。ECMO成功撤离后，孩子又出现了置管部位血栓等一些血管相关并发症。后续血管外科接手处理这些问题，最终孩子恢复得特别好。在监护室里，孩子对我们说，他要学医，以后要像我们一样当医生。这让我觉得，救活一个患者不仅是挽救了一条生命，还可能带来一种传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采访人：您对未来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有哪些期待？
卢倩：经过10年的发展，我希望看到清华长庚医院有更多朝气蓬勃的新鲜血液加入。我期望各个科室的团队能够形成金字塔式的健康结构和积极向上的发展气势。我更加期盼我们自己培养的临床医学学生，能够在清华的教育体系下一代一代地成长起来，形成具有清华长庚特色的文化传承。
当人才团队强大时，也就代表着学科实力的增强。强大的学科实力体现在能够更好地救治疑难复杂危重病例。一个医院如果人才团队齐整，专业方向全面，没有短板，那么它在医学领域既能有高峰，又能有宽广的高原。这样的医院整体形象饱满，竞争力也会很强，在面对各种复杂疾病时，各个科室能够协同合作，运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理念，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我还希望清华长庚医院能够在科研、教学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发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为医学事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