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慢性肾脏病（CKD）进展至终末期肾病（俗称“尿毒症”）时，肾脏替代治疗主要包括透析和肾移植。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肾移植通常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存[1]，是尿毒症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

但是，等不到肾源怎么办？

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源极为紧缺的背景下，符合条件的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为部分患者提供了更早得到移植治疗的机会。

一、等待并非没有代价：尽早移植更好。

终末期肾病患者在等待肾源期间，往往需要持续进行血液透析。透析能够维持生命，但长期透析患者仍面临感染、心血管事件、营养不良及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等风险；移植前透析时间延长，也与移植后延迟性移植肾功能恢复（DGF）风险升高有关，进而增加排斥风险[2]。

1、长期透析的尿毒症患者，生存时间不容乐观。国内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19.1.1~2023.12.31在武汉市第一医院血液透析中心登记死亡的377 名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死亡时透析时间中位数为 51 个月；其中，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组的5年、10 年生存率分别为30. 6%、7. 1%，血液透析滤过（hemodiafiltration，HDF）组的5、10 年生存率分别为46. 6%、12. 7% [3]，两种血液透析方式的生存率详见表1。

表1 常规血液透析和血液透析滤过的生存时间比较

透析方式		1年生存率	3年生存率	5年生存率	10年生存率
维持性血液透析	HD组	67.1%	41.2%	30.6%	7.1%
	HDF组	91.4%	66.4%	46.6%	12.7%

*血液透析滤过（HDF）：定义为每周至少接受1次在线联机血液透析滤过治疗。

常规血液透析（HD）：即 常规血液透析，未接受在线联机血液透析滤过治疗；HD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透析模式，约占所有透析模式的 89%。

此外，根据 2024 年的中国血液净化病例信息登 记 系 统（Chinese national renal data system，CNRDS）数据显示，中国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为33. 4%，平均透析寿命为 53. 8 个月。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生透析时低血压的患者3年累积生存率为42%，低于未发生透析中低血压者的72%[4]。

2、尿毒症患者众多，肾源难等。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约1.2~1.3亿，慢性肾脏病5期患者缺乏全国性精确流行病学估计，按全球患病率0.07%粗略推算，我国大概有98万尿毒症患者[5]。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为许多患者带来了希望，但供肾数量与临床需求之间仍存在缺口。2023年全年，我国共完成肾移植14968例，其中亲属活体捐献占22.7%，已成为肾移植体系的重要补充。相较于需要等待器官分配的逝世供者肾移植，亲属活体供肾可在完成供受者评估、配型和伦理审批后就能择期手术，因此，通常可缩短不可预测的等待过程；另外，对于移植前抗体高的高致敏受者，也拥有更充分的术前评估与预处理时间[6]。

二、捐出一个肾，对供者影响有多大？

这是家庭最关心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活体供肾并非“零风险”，但经过严格筛选的健康供者在捐献后通常可以依靠剩余肾脏维持正常生活。捐献前，医疗团队会对肾功能、血压、糖脂代谢、泌尿系统状况、感染与肿瘤风险、心理状态及家庭支持等进行系统评估；不适合捐献者不应因亲情压力而捐献。

1、亲属活体肾捐献者发生尿毒症的风险较低。Muzaale等对96,217名美国活体肾捐献者进行研究，捐献肾脏后15年终末期肾病累计发生率为：白人22.7/10,000（约0.23%）、非洲裔74.7/10,000（约0.75%）、西班牙裔32.6/10,000（约0.33%）。基于美国OPTN与CMS数据的研究显示，白人、非洲裔和西班牙裔肾脏捐献者终末期肾病发生比例分别为0.13%、0.46%和0.15%[7]。上述数据来自特定人群，不能直接替代中国供者的个体风险评估，但说明在严格筛选与长期随访条件下，供者发生尿毒症的绝对风险总体较低。

2、亲属活体肾捐献后死亡风险较低。美国OPTN/UNOS数据库资料显示，活体肾捐献者术后1年死亡率为男性0.10%、女性0.03%。同时，风险并非人人相同：一项纳入31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提示，肥胖（BMI>30 kg/m²）、男性及较高年龄等因素与捐献后较差结局相关；因此，供者评估必须强调“个体化”，而非简单以某一单项指标作结论[7]。

3、亲属活体捐献后仍需长期健康随访。肾脏供者应按医嘱随访肾功能、尿蛋白、血压、体重和代谢指标，避免吸烟、滥用止痛药或不明成分药物，并积极预防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以供者健康与自主意愿为首要原则，是活体器官捐献不可逾越的底线。

三、为什么亲属供肾移植好？

1、亲属供肾移植长期结局更好。亲属活体供肾移植具有可计划、冷缺血时间短等特点。肾脏离体缺血时间更短，有助于降低移植后DGF风险。Meta分析显示，逝世供者肾移植的DGF发生率约为20%~50%，高于活体供肾移植的1.6%~10.6%；而DGF与更长住院时间、更多医疗支出，以及较差的移植物和患者生存相关[2]。

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PTN）/移植受体科学登记库（SRTR）的资料显示，活体供肾移植物5年存活率约为80%~90%（不是肾移植受者存活率！），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约为70%~80%[6]。这一差异与供者质量、缺血再灌注损伤、受者风险特征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重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归因于“是否血缘亲属”。规范筛选、良好配型、精准免疫抑制、围手术期管理和长期随访，都是决定移植长期效果的重要环节。

2、亲属供肾移植医疗花费更低。亲属活体供肾移植可在完成评估后择期实施，通常能够减少等待期持续透析和由长期透析带来的部分并发症治疗负担；同时，活体供肾的DGF发生率较低，而DGF会延长住院时间并增加医疗费用。因此，从等待期透析治疗、围手术期并发症和住院花费等角度，亲属活体供肾移植具有潜在的经济学优势。

四、总结

亲属活体供肾移植的核心，不仅仅是“有一位愿意捐肾的亲人”，更是供者安全、受者获益、医学可行、伦理合规与家庭充分沟通之间的平衡。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移植团队将依法依规开展供受者评估、配型检测、手术治疗与长期随访，为每一位供者和受者提供规范、审慎、个体化的医学治疗。

参考文献

1. Simforoosh, N., et al., Living related and living unrelated kidney transplant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orld J Transplant, 2017. 7(2): p. 152–160.

2. Tirtayasa, P.M.W., et al., Risk factors of delayed graft function following living 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 meta-analysis. Transpl Immunol, 2024. 86: p. 102094.

3. 刘璟怡, 邱文慧, and 熊飞, 血液透析滤过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 临床肾脏病杂志, 2025. 25(11): p. 950–956.

4. 连晓英, et al.,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中低血压的相关因素及其对3年生存率的影响. 中国血液净化, 2026. 25(6): p. 479–483,528.

5. 中华预防医学会肾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中国慢性肾脏病早期评价与管理指南. 中华内科杂志, 2023. 62(8): p. 902–930.

6. 程东瑞, 亲属活体肾移植临床实践.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2025. 34(4): p. 352–353.

7. Bellini, M.I., et al., Risks for donors associated with living kidney donation: meta-analysis. Br J Surg, 2022. 109(8): p. 671–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