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长庚医院9月10日电（神经外科 师炜）在临床工作中，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属都关心一个问题：“医生，听说脑胶质瘤术后现在还需要做基因检测，是吗？”大家常常感到疑惑：我们已经做了做了手术，术后也做了病理化验，已经确诊了脑胶质瘤，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额外花不菲的费用做基因检测呢？

      今天，我们就以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指南2025版》和中国《脑胶质瘤整合诊治指南（2024版）》为依据，一起说说“基因检测”背后的故事。

     一、 告别“千人一方”：从传统病理到分子分型

      在过去传统的病理诊断中，病理科医生主要通过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学形态和免疫组化特点进行病理学判定，并根据恶性程度将脑胶质瘤分为1～4级。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传统病理学诊断级别相同的肿瘤患者，尽管他们后续接受了相同的治疗，但最终预后却天差地别。这一奇怪的现象不禁引发医生们思考：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同一类型脑胶质瘤的不同结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二代测序技术、DNA甲基化谱等的广泛使用逐渐让研究者们认识到脑胶质瘤本质上是一类由驱动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这些分子生物学指标能更为准确地揭示肿瘤的核心特征，从而弥补传统组织学病理的缺陷。因此，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首次将分子分型引入脑胶质瘤的诊断之中，2021年WHO分类（WHO CNS 5）更是将分子特征提升为脑胶质瘤诊断的核心依据之一。如今，国内外权威指南均进行相关推荐：建议脑胶质瘤的诊断需结合组织病理与分子特征，形成整合诊断。缺少分子信息的诊断被视为不完整，治疗也失去了精准“导航”。

      二、 破解基因密码，脑胶质瘤常见分子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

      相信很多患者和家属初次拿到基因检测报告后，面对成串的英文符号，往往感到不知所措。科学界默认使用英文作为通用语言，以确保全球的科学家和医生在交流时没有歧义。比如，EGFR 基因指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全世界都认这个缩写。如果每个国家都翻译成本国语言，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报告里常看到 chr7: 117,120,123-117,149,069 这样的字符串。这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出现在第7号染色体上，从第117,120,123个“字母”到第117,149,069个“字母”这段区域。人类的基因组有上亿个这样的“字母”，必须用这种精确的“坐标”才能定位。基因检测结果是一份原始数据报告，它的作用是客观、准确、无歧义地呈现检测结果。解读这份报告则需要深厚的医学和遗传学背景。接下来，我们从几个最常见的分子标志物一起看看基因检测在脑胶质瘤中对诊断分类、治疗方案和预后判断的作用：

      1. IDH（异柠檬酸脱氢酶）——“坏肿瘤”的出身说明书IDH是一个代谢相关基因。它的突变是脑胶质瘤发生最早的驱动事件之一。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厂设置”。检测IDH是否突变，是我们对胶质瘤进行分类的重要依据。

      IDH突变型：这类肿瘤可以看作是“学坏的好学生”，它们通常起源于相对较低级别的前体细胞，生长相对缓慢，预后显著更好。绝大多数2级和3级脑胶质瘤属于此类型。

      IDH野生型（即无突变）：这类肿瘤属于“天生的坏蛋”，恶性程度高，进展迅猛，预后较差。我们最常听说的胶质母细胞瘤（GBM， WHO 4级） 绝大多数属于IDH野生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标准（2021版），IDH突变状态是定义弥漫性胶质瘤的核心指标。它甚至比传统病理分级更能预测患者的长期生存。

      2. 1p/19q联合缺失——肿瘤分型的判决书

      1p/19q联合缺失是什么？ 它是指1号染色体短臂（1p）和19号染色体长臂（19q）同时缺失。这是脑胶质瘤分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

      为什么重要？这个标签几乎专属少突胶质细胞瘤。当一份病理报告在形态学上提示为“星形细胞瘤”或“少突胶质细胞瘤”时，最终的身份认定就要靠1p/19q来裁决。

      1p/19q联合缺失：无论显微镜下像什么，只要IDH突变且1p/19q联合缺失，它的最终诊断就是“少突胶质细胞瘤，IDH突变型，1p/19q联合缺失型”。 1p/19q联合缺失的胶质瘤通常对放化疗非常敏感，从而预后较好。

      1p/19q非联合缺失：如果IDH突变但1p/19q未缺失，则诊断为“星形细胞瘤，IDH突变型”。

      治疗与预后意义：正是由于拥有1p/19q联合缺失标签的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化疗和放疗的反应率较高，，通过采用PCV（丙卡巴肼+洛莫司汀+长春新碱）方案或TMZ化疗联合放疗后，其中位生存期可长达10年以上，甚至实现长期无进展生成。因此，美国NCCN指南强烈推荐所有2级和3级胶质瘤患者检测1p/19q状态，以明确诊断并指导治疗。

      3. MGMT启动子甲基化——“化疗敏感性的预测器”

      MGMT是一种DNA修复蛋白。胶质瘤术后常用的化疗药替莫唑胺（TMZ）的作用是破坏肿瘤DNA，而MGMT这个“修理工”会努力修复损伤，导致化疗失效。而“MGMT启动子甲基化”则意味着这个“修理工”生病了，导致其无法高效工作。MGMT甲基化状态作为一个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主要用于判断肿瘤对TMZ化疗的敏感性。

      除了上述三种“经典”分子标志物外，随着国内外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分子标志物被证实在脑胶质瘤的诊治和预后判断上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以下表格梳理了目前脑胶质瘤诊断与治疗中的主要分子标志物及其检测意义：

分子标志物	临床意义概述	对治疗和预后的影响
TERT 启动子突变	常见于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和少突胶质细胞瘤，与端粒酶激活和无限增殖相关	在IDH野生型胶质瘤中提示预后不良；同时是少突胶质细胞瘤的诊断支持指标；或可预测免疫治疗反应
CDKN2A/B 纯合性缺失	细胞周期调控关键抑癌基因的缺失	在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中，若存在此缺失，即使形态学为2-3级，也应归类为WHO 4级，提示预后不良
EGFR 变异	在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常见扩增或突变（如EGFRvIII），促进肿瘤生长	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针对EGFR的靶向治疗（如抗体药物、疫苗）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
H3 K27M 突变	主要用于定义“弥漫性中线胶质瘤，H3 K27M突变型”，多见于儿童，位于脑干、丘脑等中线结构	预后极差，是诊断该亚型的决定性指标
BRAF 变异	见于多种儿童和青少年胶质瘤（如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	BRAF V600E突变可能是靶向药物（如维莫非尼、达拉非尼）的潜在靶点

介绍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基因检测的结果直接决定了肿瘤在诊断分型、治疗策略和预后判断的天差地别，并且已经成为现代脑胶质瘤诊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指标。从最初的IDH、1p/19q、MGMT，到如今的TERT、CDKN2A/B，再到新兴的PDIA4、UPP1和全基因组甲基化谱，随着对肿瘤分子标志物研究的不断深入，脑胶质瘤的诊疗正朝着向更精准、更个体化的方向迈进。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进行基因检测是为了获得更精准的诊断、更个体化的治疗和最大化的生存获益。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突破，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有效的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方案涌现，为脑胶质瘤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文章部分内容由AI辅助完成，如有侵权请联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