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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8

受访专家：卢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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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小李（化名）在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中登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因先天性肝脏发育异常，肝脏移植手术是年仅15岁的小李唯一的生存选择。

在我国，和小李一样在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超过30万，但每年能够完成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2余万例。据2023年11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全国188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执业资格，但同时具备心、肺、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42家。

虽然我国的年度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但仍不能满足庞大的患者需求。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认为，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数量至少应该达到300家，心、肺、肝、肾等多器官移植均能开展的比例需要进一步提升。器官捐献的医疗机构数量也要大幅提升，公民自愿捐献的意愿、数量仍然是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重点。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受访者供图

足量的器官捐献工作是器官移植最重要的前提

小李的肝脏上已出现异常占位性病变，虽经活检证实为良性病变，但恶变的风险仍然存在。除了肝脏的问题，还伴有以肺动脉高压为主要表现的心肺综合征，其右心功能接近超负荷运转。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各方面的风险与日俱增。

即使是从业20多年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卢倩也无法判定小李还需要等待多久。和小李一样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脏移植等候名单上的患者，一共有近百人。能进入等候名单，就意味着有移植的可能和机会，但漫长的等待期中，患者也同样面对着疾病进展导致不再适合移植或死亡的风险。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在2018年1月获批肝脏移植资质。肝脏移植团队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肝移植专家董家鸿带领。卢倩自上世纪90年代跟随董家鸿院士从事肝脏外科临床研究工作，在申请移植资质前，团队已从事肝脏外科诊疗20余年。除了一支完备的肝脏移植医疗队伍，申请前还要具备足够的捐献工作。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医院在获得移植资质前，要先进行器官捐献工作。器官获取组织的工作人员需要向潜在捐献者家属讲解什么是器官捐献？为什么要进行器官捐献？被拒绝是家常便饭，被误解也是常态。因外伤和心脑血管意外导致的死亡进展迅速，几个小时内病情就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对器官捐献缺乏了解的患者家属往往难以接受，也导致了器官捐献工作初期困难重重。然而，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足量的器官捐献工作是器官移植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2019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陆续获取了肾脏、肺脏、心脏、胰腺、小肠的器官移植资格，成为北京首家所有的实体器官移植资质都齐全的医院。

卢倩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器官移植需要聚集医院的多个科室共同协作，包括和手术密切相关的麻醉科、重症医学科，以及配合默契的影像检查科、检验科、病理科、超声科。获得器官移植资质是对医院从事疑难杂症等复杂病例治疗的肯定，也会进一步提升医院整体的医疗服务能力和协作能力。

每30个器官衰竭患者只有一个能等到移植

最大瓶颈是公民自愿捐献数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器官获取与分配科主任周威记录下了每一个捐献者背后的故事：脑死亡患者捐献了四个大器官，挽救了四个家庭，捐献者妻子在给医生的信中写道：他的生命正在某个城市的某个人身上延续。因颅脑外伤不治身亡的16岁少女，她的父母无偿捐献了所有能用的大器官，随后带着她的骨灰去了她生前想去的所有地方：她来人间一趟，总算给其他人留下了一些希望……每一个捐献者背后的故事愈是让人尊敬和动容，对于捐献和移植的抹黑和污名就愈是让人心痛。

“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主任叶啟发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机构至少要完成10例及以上的器官捐献后，才有机会申报器官移植资质。器官捐献的队伍、器官移植的队伍、伦理审查的队伍、死亡判定的队伍需要分开管理。

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主任叶啟发（中）。受访者供图

作为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控制中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自2010年获得肝脏、肾脏的器官移植资质，是我国首家获取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资质的医院。同一年，我国开展公民自愿捐献试点工作。截至目前，该院专攻六大器官移植的医护人员约为120人左右，提供的床位约为150张。

“人体器官移植资格认定遵循三优先一匹配原则，即资源布局优先，工作基础优先，短板学科优先，资质申请与器官捐献相匹配。”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医疗质量与评价处处长马旭东2021年9月在《器官移植》上发表的文章《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认定现场审核管理探讨》介绍，在器官移植资格认定上，器官移植医疗资源不足的区域优先于器官移植医疗资源饱和的区域；原有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增加移植项目优先于既往无器官移植基础新申请的医疗机构；申请心脏、肺脏移植等短板学科的医疗机构优先于申请肝脏、肾脏移植的医疗机构；为保证器官来源，新增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比例控制在该地区器官捐献增长比例范围之内。

短板学科中着重强调了心脏、肺脏移植。叶啟发介绍，我国的器官移植队伍整体仍然相对匮乏。心脏、肺脏的移植队伍还不成熟，每年能够开展的心脏、肺脏移植数量不足2000例。而在地域上，器官移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西北地区相对匮乏，器官移植的患者也只能历经长途跋涉，到东部医院就诊。

“最大的瓶颈还是公民自愿捐献的数量。”叶啟发感叹，每三十个等候器官移植的患者中，只有一个人能够等到。这只是申请登记的数量，实际上因为器官捐献数量的限制和器官移植机构数量的限制，尚未登记的器官衰竭患者数量要更多。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的医院有1万多家，但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88家。在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并不清楚器官捐献的意义，而全社会也尚未形成支持器官捐献的文化氛围。对器官捐献存在的误解、怀疑、污名化，仍然是制约器官捐献与移植最大的阻碍。

50%医疗机构应开展器官捐献

百万人口捐献率努力达到15%

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2016年，在人民大会堂，第一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举行，各国专家聚集于此，标志着我国的器官移植融入世界的大家庭；2023年12月14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发布，黄洁夫认为，新增的“捐献”二字价值千金，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迈上新台阶了。

黄洁夫算了一笔账，美国是世界器官捐献与移植第一大国，3.5亿人口的国家，300多家器官移植机构，每年能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是4万多例。但我国作为器官捐献与移植第二大国，器官移植机构只有美国的大约一半，开展的手术数量也只有一半。器官移植机构如果没有达到300这个数字，器官移植的需求是远远满足不了的。

“我国的很多地市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但在部分这样的地市，甚至没有一家能够开展单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黄洁夫以肾移植举例称，我国目前有100多万人需要进行肾透析，但肾移植即使由医保全额报销，花销费用也只相当于肾透析终身费用的1/3。肾脏移植的技术在国内相对成熟，如果这些患者都能够进行肾移植，不仅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了，对于医保来说也会节约一大笔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卢倩查看患者情况。受访者供图

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器官捐献的数量。卢倩介绍，目前我国每百万人口的捐献率约为4%左右，但在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百万人口的捐献比例超过40%。如果能将每百万人口的捐献率提升到15%，就能解决我国面临的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

“目前只依靠少数医疗机构开展器官捐献，是完全不够的。如果器官捐献的机构能够达到50%，器官移植的机构能够达到300家，我想是应该基本足够的。”黄洁夫说道。

从业近40年，黄洁夫形容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是我国整个医疗事业中进行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改革。对于器官来源的质疑、器官移植的污名化，他曾在国外的一次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上正面回应过。当时，满座的从业者为他鼓掌。器官捐献者的大爱、等候器官移植患者们的希望、从事器官移植工作多年的医务工作者们的努力，不应该被寥寥几句误解所抹杀。

而在家中等待的小李，仍然等待着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器官分配通知，他期盼着，能够早日分配到一颗匹配的肝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