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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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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8月19日），恰逢建党百年华诞。

　　百年来，一代代的医生前赴后继，赓续光荣传统，践行初心使命。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的是一家三代以上行医治病，以济世救人为己任；比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一家；有的是夫妻双医生，为大众健康兢兢业业，比如武汉抗疫夫妻涂盛锦和曹珊。

　　更有一家三代，「专一」于妇产科的，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副会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儿部部长、妇产科主任廖秦平。

　　平凡但不凡。

　　廖秦平接受健康界专访，讲述了她与妇产科的故事。

　　以下为廖秦平自述：

　　虽然医学讲究传承，但是像我家这种三代行医，而且三代人都是妇产科医生的，肯定少之又少。

一家三代早些时候的合影

　　我的妈妈秦济生是北大医学院毕业的，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正规培养的医生，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就职于刚建院不久的北京积水潭医院。1958年，为挽留我的爸爸继续留在内蒙古支边，当地政府多次向北京积水潭医院发出调函，希望妈妈能与爸爸一同安家内蒙古。

　　头两次调人，院方直接拒绝了，但也因此承担着压力。妈妈主动提出去，后来妈妈便带着2岁的我和7岁的哥哥来到内蒙古。

　　那个年代，内蒙古的落后是在北京很难想象的，哪怕是在呼和浩特。妈妈说，到内蒙的时候正是秋天，可蔬菜却只有西红柿、圆白菜和土豆，我哥上学没有课本，3个同学挤坐在2个板凳上。

　　那时当地没有大医院，很多产妇生孩子还在用一些「土方法」，都是在家自己生孩子，有的妇女生孩子垫不起布，就在炕上洒上一簸箕沙子吸血和羊水，经常是扛到孕产妇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才叫出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建立农村卫生院。妈妈的一个任务是建立公社卫生院，另一个任务就是出诊。

　　老乡叫出诊，经常是半夜就来了。妈妈夜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牧民就会敲窗户，在窗子外面喊「秦大夫！家里人要生了，您赶紧过去！」这时候我妈妈就穿好衣服，出门骑上牧民牵来的马赶去给产妇接生。

　　那时的医患关系跟现在不太一样，大家很信任医生，医患双方相处得更像是朋友，甚至生死之交。但每当有病人拿着牧区的土特产要来感谢她时，有黄油、鸡蛋、小米，她都坚决不要。经常是一个非要给，一个就是不收，看着跟「打架」似的。妈妈总开玩笑：「打的累得不行，比做手术还累。」

　　我妈妈对病人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她还经常给产妇煮挂面吃，在很多人吃不饱饭的年代，白面几乎是最好的食物。妈妈把好吃的都给了产妇，我只能在家吃窝头。直到现在，科里同事去帮我带饭，我都要求他们不要给我带包括贴饼子在内的任何玉米做的食物，因为小时候实在是吃够了。

　　那时我跟妈妈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她曾经的病人和家属朝她打招呼，喊「秦大夫」，妈妈也能准确喊出对方的名字。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当医生真好，能够帮助那么多病人，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可能就是呼和浩特市一名中学老师了。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数学老师。但3年实践，我发现自己可能并不适合做教师。

　　就在那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1977年，我21岁，是当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我在留校当了一年的辅导员后，获得到北大医院任选专业的权利。

　　谁都知道「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我选择了又忙又累的妇产科，可我觉得这一点儿都不盲目。首先，我母亲就是妇产科医生，所以我「接班」是水到渠成的事；其次，那时候我发现女性非常不受重视，社会和家庭地位都不高，尤其是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妇科健康往往就是听天由命。

　　我就亲眼看到过，农村丈夫因为妻子确诊癌症扭头就走的情景，其实就为了省钱，还说「花几百块就能再娶个媳妇。可是给她治病要花一两千元，就算卖了房也不够」。

　　到明年，我从医就满40年了。我救治过无数病人，但是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女儿吕涛，她也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我俩如今都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工作。

　　女儿是我的骄傲，但是讲到她，我还是感觉挺愧疚的。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之前，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当年我先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病房虫」，说我老不回家。

　　因为工作太忙，女儿一岁的时候，我就把她送到了北大医院的幼儿园。我记得幼儿园老师对我们妇产科医生和助产士意见最大，因为我们总是在科里忙工作，别的科室同事去接孩子，我们还在台上接生，没法去幼儿园接孩子，就会耽误老师下班。

　　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吧。我们虽然对孩子陪伴很少，但是对孩子耳濡目染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医生是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我下了班还要在家查文献、看书、写文章，女儿就会主动在旁边学习。

　　当年女儿报考大学的时候，面临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未来是当医生还是当老师。报志愿以前，她需要进行社会调研。我就让她来我们医院调研，还帮她找了我的朋友，让她去协和医院调研。回来以后她跟我说：妈妈，我发现你们当医生可比当老师挣钱少多了。

　　她调研几天之后，还是选择学医，并且考上了北医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上了大学，女儿有一段时间不回家了，在外租房住。我的学生偷偷问我：「您是怎么把孩子伤了？」女儿后来对我说过：「妈，我觉得自己的地位还不如你的学生，我不像你的孩子。」 

　　女儿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实习。其实站在一名母亲的角度，我是不愿意女儿干妇产科的，太辛苦，我曾联系过朋友，为女儿找一个轻松点儿的科室。但是她拒绝了，她说自己身体好，不怕吃苦，也喜欢妇产科。

　　尽管心疼女儿，但是我特别理解她的决定。

　　因为她在我们科室实习的时候，能感受到整个科室很团结，大家都很阳光，都以技术好、当好医生为荣，我们受到很多产妇和家属的仰慕。我能看得出来，那时候她的工作很忙碌，但是很开心。

　　我俩虽然是母女，但一直也是同事，在同一个团队，经常一起做手术，讨论病例。在工作中，她很尊重我的意见，遇到她有其他用药或治疗想法时，我也会认真听取她的建议。在我眼里，她和其他年轻医生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会批评，她也从来不会要求我对她有特殊对待。

母女一起手术

　　吕涛很独立，也比我想象得能吃苦。2016年，医院接到援藏任务，当时科里有的大夫年龄小，有的刚怀孕，吕涛就报了名援藏。

　　她说「别人不愿意做什么，我就来做。」在西藏，医院对点支援的是拉萨市人民医院，她挂职当地医院妇科副主任，带领当地医生既学理论又学手术技能，创造了当地妇产科技术上好多个第一：腔镜手术切除子宫、第一台宫颈癌根治手术……

吕涛（左）在西藏支援期间，廖秦平带队到西藏办学习班，母女俩的在手术间外的合影

　　我家是实实在在在的医学世家。我现在经常跟我们的年轻医生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会告诉他们，父母把自己的事业干好，子女才有可能继承下去。

　　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父母在工作中的成就感的。只有父母对别人有帮助，对社会有贡献，子女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栋梁之材。

　　我希望我们这三代人的医学事业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已经有孙辈啦，是我哥哥的小孙女。我问这个刚2岁多的小姑娘，长大以后当医生好不好呀？她对我说「好好好！」那一刻我就想起吕涛很小的时候，她特别开心地站在床上喊「长大了我也要当医生！我也要当医生」，真的特别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