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说：中国（指清朝时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是古代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度，这经常是我们在发现国力不敌当今世界强国时用以自我安慰的手段，读完张宏杰先生此书发现也许我们需要认真的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国民性问题由来已久，最早由访问清朝乾隆皇帝的英国使节提出，并由梁启超先生系统总结，后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诸多劣根性的认识均在梁启超所提出的范围之内，不过真正让我们这一代人熟知中国国民性问题的人却是鲁迅，一篇《阿Q正传》点醒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鲁迅先生并未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所做的只有痛骂而已，并且他同很多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及解决之道经历过比较大的改变，先有新国民而后有新制度是鲁迅思路中一条比较重要的主线，这与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转而研究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期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却提出了虽然不够激进但更为可行的方案：胡适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国民性与国家制度不是先改造哪个的问题，两者应该同时进行改革，单纯的先去改造国民并等待国民改造完成后再去配套相应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近乎相同的观点。

　　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真正来源于下层民众？春秋战国时期是国人最引以为傲的中国思想文化井喷时期，并以此认为中国比同时期的希腊更具先进性，而后中国的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两种文化有着天差地别，并且这种差别从父系社会之初便奠定了基调。我们不去追究那么久远，就说春秋战国。孟子回答天下怎样才能安定的问题时说定于一，韩非说要在中央，老庄申韩孔孟荀墨在解决天下大乱的问题时大的原则方向几乎一致，那就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只不过儒家更倾向于复古，而法家更具改革精神，我个人感觉最难能可贵的是最初的儒家很注重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更是号召大夫应甘居客卿之位，而不是后世渐渐发展成的文死谏武死战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宋明时期士大夫保持人格独立的精神对君权有很大程度上的制约，但是专制统治两千年君主制下其内在核心始终没有跳出商鞅变法的范围，并且在康乾盛世真正实现了老子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施政理想，中国的百姓终于在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进化接力下被彻底改造成了统治者圈里的棉羊。其实从始至终中国的底层民众从来没有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老百姓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不过是秦得上党之地而其民不愿为秦民，老百姓的选择只有逃，而后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终于逃无可逃。古时文字作为贵族的专利普通民众很难接触，而诸子百家多半也出身大夫及士，根本不可能诞生真正属于大众的政治理想，北宋王安石改革时，身为反对派的北宋名相文彦博在回答皇帝关于变法的提问时说“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而不是与民共天下”，这句话就很能说明当时社会的很实际的问题，普通平民在政治上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而平民的毕生理想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家族出一个读书人，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让自己的家族步入士大夫阶层。并且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模式发展表明不是思想在改造政权，而是政权选择了思想，在专制与自由的博弈中终于专制彻底束缚了自由。

　　秦始皇统一中国彻底毁掉了贵族阶层，五代十国之乱彻底毁掉了门阀政治，到宋朝科举制度的真正大规模应用终于使中国迎来了平民社会，君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尤其是政府在与北方异族战争中的不断失利使得宋朝的知识分子比前代的知识分子更加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文化上出现了儒释道三家的一次大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合流。至明朝中后期，在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慢慢出现了文官集团集体有意识限制君权的现象，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在明嘉靖之后再也没有能出现一个可以完全控制朝局的皇帝，可以说文官集团处理国家大事的很多形式有了宪政的雏形，明末也有不少士大夫开始反思中国专制的问题，甚至有人喊出了“君主制是千秋罪首”，然后历史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满清王朝的建立终于让中国的专制体制发展到了极致，官员之间不敢大规模结党因为雍正创立的密折制度让每一个官员都成了其他官员身边的锦衣卫，文字狱的兴起不但毁掉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也彻底禁锢了人民的思想，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说这样的盛世是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终于民众彻底成为一盘散沙，皇权可以下达到每一个人，并且失去了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对比明清，明朝在朱元璋和朱棣时期是君权最盛时期，而后文官集团渐渐成为君权的制约，而清朝在晚清之前却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大臣。韩非说君主驭臣应该是有能则君任其功，有过则臣担其罪。乾隆则说国家不需要奸臣也不需要名臣。终于官员彻底成了没有思想的执行者，百姓成了一盘散沙。